明朝中叶后，因为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富足，也有了更多的闲情享乐。彼时戏曲小说大为流行，而为了吸引读者、增加销路，有的小说中加入了倩色描写或主要描写倩色，比如《西厢记》、《金瓶梅词话》等。据历代禁毁书目所载，这类小说大概有一百五十到二百种，而作者大多并不可考。这些婬书的流传，着实是害人不浅。
清朝建立后，从康熙帝到同治帝，都曾不止一次严敕有司查禁这类小说，规定：“违者治罪，印者流，卖者徒。”“如仍行造作刻印（婬书）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除了朝廷严加查禁外，民间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婬书的危害，他们看到这类书籍就销毁。如清中叶有位叫石韫玉的人就是如此。
石韫玉（1756—1837），字执如，号琢堂、独学老人等，苏州府吴县人。十四岁时，曾居住在表兄、苏州藏书家黄丕烈家中。四年中，他读遍了所有黄家藏书，并与表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段岁月，也让他萌发了对书籍收藏的兴趣爱好。
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九岁时，石韫玉赴金陵（今南京）参加省试，在金陵书市购得《史记》一部，大喜，回家后，每天躺在床上读之，乐而忘疲，往往读个通宵达旦，他花了三个多月将其读完。其后他的藏书越来越多。
不过，他对婬词艳曲等书深恶痛绝。他专门在家中设置了一个焚烧炉，名曰“孽海”，凡是看到婬词艳曲坏人心术与诋毁名教的书籍，他就买回家，都扔到炉中烧毁。如此烧了十几年。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说“韫玉以文章伏一世，其律身清谨，实不愧道学中人”。
乾隆五十五年（1790）恩科，石韫玉考中状元，从此进入官场，先后任福建乡试正考官、重庆府知府，最后官至山东按察使。清代文学家、曾做过知府的梁恭辰认为这是他烧婬书、积功德所致。
嘉庆十二年（1807），石韫玉卸下官职回到故里，因他对书目学、方志学、校勘学、金石文字学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所以主修《苏州府志》160卷，府志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后人称该书为“善志”。石韫玉在苏州市饮马桥附近的金狮巷的家中有一座藏书楼，名为“独学庐”，嘉庆十七年（1812）筑独学庐时，藏书已超过二万余卷，至道光二年（1822）筑另一座藏书楼“凌波阁”时，已增至三万卷。等到他编撰《凌波阁藏书目录》时，其藏书已增至四万卷，可谓十分丰富，而他依旧对婬词艳曲坏人心术之书毫不手软。
与石韫玉烧婬书得福报类似的，还有扬州王姓书生。《耳邮》卷四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扬州王生，平素为人刚正，如果听到非礼之言，则马上掩耳离开。如果看见婬书婬画，哪怕是别人的，他也要夺过来烧掉。
光绪二年（1876）秋，王生打算去参加省试，但却苦于囊中羞涩。他向一些朋友借贷，也没有结果，因此怅然返家。返家途中，忽见地摊上摆着一本书，他拾起一看，原来是《金瓶梅》。他大怒道：“这种书还公然出售，岂有此理！”幸好他身上还有一些铜板，他遂将书买下。
回到家中，王生让妻子取来火盆，正打算将书扔进去，忽然有一张纸从书页中滑落，原来是一千两银票。夫妇二人十分惊讶，遂仔细检查书籍，又找到了一封信函。王生读罢笑道：“这是贪官受贿的钱啊，用之无妨。”其后，他得以赴试。
上述两例是烧毁婬书得福报的真实故事，古籍中亦有一些反面的例子。清朝的《玉历宝钞劝世文》中也列举了创作、售卖婬书婬画之人死后入地狱要遭受酷刑的情形。这无疑是在警醒当今在做此事的世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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