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和大家谈的话题，叫“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我讲三点：第一个就是中华文化中的治国理念，第二就是中华文化中的和谐思想，第三我们特别重点讲一下中华文化对于我们当前道德教育的启示。
（一）中华文化中的治国理念
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个问题，中华文化中的治国理念，我们现在都讲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究竟怎么样才能达到？昨天我们听周老师讲课，说中国古代都是大道至简，中国人认为治国很简单。怎么简单？在《论语》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段话，孔子到卫国去考查，冉有给他驾车子，孔子就说这个地方人口已经很稠密。冉有就问，既然入口已经很稠密，还应该做些什么？孔夫子就说要“富之”，要使人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既然人们已经很富裕了，还应该做些说明？孔夫子又回答了两个字：“教之”所以在孔夫子看来，只要富之、教之，就可以把这个社会引向和谐的局面。在我们党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很多的理念，都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在六中全会上我们提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和儒家的理念是相符合的。但是儒家也同样看到，在经济发展以后，如果缺少了对人民大众的伦理道德的教育，这个社会就非常可怕。
比如说在《论云》上，孔夫子并不反对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就是说富与贵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但是要通过不正当的、不道义的方式来获取它，即使能够处于富贵的地位，我也不处于富贵的地位。他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通过不道义的方式获得富贵，这对我来说就像天边的浮云一样，意思是说这个我毫不相关，我是绝对不会去这样做的。所以孔老夫子不反对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他反对的是那种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富贵的做法。在人们富贵之后，如果缺少伦理道德教育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昨天周老师根我们分享《中国人剽悍的一日》这个文章，告诉我们如果缺少伦理道德教育，就会出现《孟子》上所说的“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就是说人们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却没有良好的道德教育，这个时候人们就和禽兽差得不远了。既然我们要“教之”，我们就必须提出一种全社会可以普通遵守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命题提出以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就是要让大家有个普遍遵守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它是怎么提出来的？绝对不是领导者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领导者在对自然和社会秩序进行了深刻的观察、理解之上，才提出来的，所以古人在《易经》上有两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提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观念，绝对不是圣人随心所欲、主观武断地提出来的，他是在观察了自然界和社会人伦关系、秩序的基础上，才提出来的。我们讲到道德，首先就是道然后才是道德。什么是道德？道德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秩序，或者规律。而“德”在《说文解字》上，和“得到”的“得”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他通过对宇宙自然秩序的理解和洞察，得到规律，然后按着道的规律去做，这才是有德的人。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圣人提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是随意的，而是奠定在对宇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秩序、规律的理解和洞察的基础之上的。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究竟有哪些秩序和规律，让我们来遵守、来学习？在《易经》上有句话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谈到阴阳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很玄虚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从自然界的现象中观察到这个道理，比如说有日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从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而我们把这个道理用来观察人世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比如说人世的一治一乱，人心的一忧一喜等等，也都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所以一个人如果懒惰，那就一定会有突然倒下来的时候。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叫“富不过三代”。我们看第一代创业的人，往往都是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可以说用自己的双手打下了一片天体，创造基业。到了第二代虽然条件好了，但是他们耳闻目睹父辈创业的艰难，所以还知道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使这个事业不断地发展、壮大。但是到了第三代，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活条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没有体会到祖辈和父辈创业的艰难，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克勤克俭、励精图治。所以久而久之，不仅忘记了祖宗的家风，而且还过起了骄奢婬逸的生活，这样就会把祖辈和父辈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给败光坏了。当然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这个富不过三代也变了，变成了富不过几代？两代。两代还好，有的是富不过一代。就是说在这个人开始的时候，通过辛勤劳动致富发达起来，但是随后就过起了骄奢婬逸的生活，结果这一代还有过去，就已经破败不堪。虽然那个富不过三代变成了富不过一代，但是他没有超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德道理。
所以中国古人也常用太极图来表示天道的道理，我们看这个太极图半边是阴的，半边是阳的，中间还有个界线，如果过了这个界线，那就意谓着阴阳失去了平衡。阴阳失去了平衡会怎么样？那就会引起变化，这就叫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消极必长。然而我们读史书的人会观察到，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有道德、有学问的读书人，他们的家业不仅仅承传了两代、三代，而且承传了百代，甚至千代，这些人又是怎么做的？这些人恰恰是能够洞察一阴一阳之谓道德道理，他们教导子孙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比如说我们熟知的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范仲淹在年轻的时候家境非常贫寒，他自己家没有钱，就来到一所寺院读书。在冬天很冷的时候，他煮一锅的稀饭，把它冻成了冰，然后划成四个格子，每一顿饭只能吃其中两格子的稀饭，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就是凭着这样刻苦努力的精神，后来考中了科举做了官，直至做到了宰相，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范仲淹并没有因此就过起骄奢婬逸的生活，反而拿出了钱来兴办义学、义田。
如果我们读范仲淹的传记，可以看到范仲淹一生用自己的俸禄供养了三百多家的人口。我们想一想，用一个人的俸禄去养活三百多家的人口，可想而知他自己及家人过着怎样的清寒生活。他一生出将入相几十年，家用非常节俭，到年老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很多人听到这里，就觉得范仲淹未免太傻，太不替子孙后代着想。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才是为子孙后代着想的最好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读历史发现，不仅仅是他的四个儿子都做了宰相、公卿和侍郎，而且个个都道德崇高，能够继承父亲的遗志，舍财救济众人。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曾孙辈也都非常发达，到了清朝的时候，范家出了七十多位做到部长级以上的官员。不仅如此，范家的后代一直承传到今天，上千年而不衰，仍然保持着这种兴办义田、义学的传统，受到世人的尊敬。
范仲淹一生的行谊，也让我们想到了司马光所讲的一句话，“积金于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说，这个孩子如果能力比我们强，他会去创造一番事业，那我们留钱给他有什么意义？如果这个孩子不如我，是个纨绔子弟，是个败家子，那我们把钱留给他，他也迟早会把它败坏光，那我们留给他钱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无论是他能力比我们强，还是不如我们，我们把钱留给他，对他都是有害无益。“积书于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像我们自己学了圣贤经典，觉得这个非常好，希望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也来学习，但是他可能不一定有你这样的兴趣，你把很多的圣贤经典留给他，他也不一定能够读。那应该怎么做？“不如积阴德于冥冥当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就像范仲淹这样，自己一生立身行道，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做个好的榜样。而他这种德行，庇荫他的子孙后代有千年之久，这才是一个智慧的选择。有的人说你讲的这个故事虽好，但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只有范仲淹这样一个人能够做到？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读李商隐的《咏史》，就看到他在诗篇中这样写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也就是是说他通过自己学习历史，得到一段经验总结：这个国、家族成功就成功在他勤俭持家，而他为什么由盛传衰？就是因为他过分的奢华乃至于入不敷出，这是个转折点。
中国古人经过观察自然界、社会人伦关系的道理，提出了十二个字，作为人身修养的品德，那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提出这样一种价值观和道德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确立一个一以贯之德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上没有一个普遍的价值观，那就会出现《墨子》里所说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则十义”的情况。也就是说，当社会上有两个人，会有一种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当社会上有两个人，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而社会上出现了十个人，就会出现十种不同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这样就会让人们以“我喜欢，我高兴，我愿意”，作为评价自己行为的标准。所以在蔡老师的《幸福人生讲座》中讲了例子，可以对这句话做个最好的阐释。他讲到美国曾经对自己的八千名中学生，进行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这八千名中学生，有百分之七十一的考试作过弊；有百分之六十八的人，曾经动手打过人；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曾经在商店里偷过东西。但是最后一个题，当他们被问到你认为自己的道德高尚吗，结果出乎意料，居然有百分之九十六的中学生，都选择了认为自己的道德是高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在美国宣传的是自由平等，所以人们都是以“我愿意、我高兴、我认可”的价值观，来评价自己的行为，他不觉得考试作弊、动手打人、在商店里偷东西，是道德不高尚的表现。
所以确立这种道德观，可以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树立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在学校里所宣讲的，家庭里家长所教诲的，还有我们社会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价值观，不一样，甚至于相冲突的话，那就不可能树立起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这种共同的价值观还有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它为法律的制定和制度的设计，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精神和价值灵魂。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强调制度建设，强调法制观念，但是法制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法律而法律，为了制度而制度。这些法律和制度的背后，都体现和维护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价值。我们看西方的价值，它制度的设计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他们所有的制度框架都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我们说这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并不足够，为什么？因为它虽然维护了公平正义，但却不能够引导人们具有团结互助、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所以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同时也可能是个人情冷漠、精神空虚、道德违背的社会。所以在西方我们看到，在法律所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
什么叫反社会行为？就是虽然没有触犯法律，但是他却违反了道德，这不是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有的现象。比如说青少年吸毒、卖婬等等，这样的现象，法律不能够有效制裁，但不是一个社会应该有的现象。再比如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说有一个孩子他不小心失足落水，在河岸上就围观很多看热闹的人，这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掉水，非常焦急，于是她就跪在地上向这些人苦苦地哀求。结果这些围观的人或者对这个事情置之不理，觉得这又不是我的还，我为什么要去救他？或者有的人就跟她讨价还价，说你必须给我多少钱，少了多少钱我就不去。这些行为没有违反法律，法律也不能够给予制裁，但这却不是和谐社会应该出现的现象，这些现象就称为反社会行为。通过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我们把犯罪的人关进了监狱，只要他触犯刑法，我们就把他抓起来，但是问题解决了吗？实际上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到监狱之中，学会了更加诡诈、更加巧妙的作案方式，当他们被放回到社会，同样还会危害人群。所以在西方社会出现了另一个现象，那就是监狱里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这些现象是仅仅靠法律监督机制，没有办法解决的。
我们看中国古人的智慧，确实非常佩服，老子曾经讲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就说我们法律条文的设置，一天比一天更加严密细致，但社会是不是就因此安定？恰恰相反，社会不仅没有安定和谐，反而违法乱纪的人愈来愈多。所以昨天周老师也讲到孔老夫子的一句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当我们用政令去引导人，他们触犯了政令就受处罚，这个结果是人免，这个免并不是免去做错事，人们仍然会去做坏事，但是他会想法设法地免于刑法的处罚，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都没有羞耻之心。正是因为在当今世界，出现了很多诚信危机、恐怖主义、环境危机，西方人也在自己的文化中，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在七十年代末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教授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就提到了这样一点：他在系统地考察了各国文化历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论断：“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界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无独有偶，在一九八八年有一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聚会，面对当时世界性的危机也提出了这样的呼吁：“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我们想一想，这些人都是某个领域，某个专业中顶尖的人才，很多人也都是科学家，他们能够提出这样的论断，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奠定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之上。很高兴的是我们看到十六大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一系列的政策，也都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宝贵的营养和智慧。比如说胡锦涛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就这样提到：“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现在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即有着中华文明的身后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我们的温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也这样提到：“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我们的成功，将继承先贤泽被后世。”这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在近几年在国外的演讲中多次强调的。
（二）中华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中华文化中究竟有哪些智慧，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包括了五个方面：第一就是身心和谐，第二就是人际和谐，第三就是天人和谐，第四就是政令和谐，第五就是协和万邦。首先我们看身心和谐，在《论语》上说“君子坦荡荡”，昨天周老师也一再强调，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修身实际上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要做到身心和谐，我们说大道至简也有三个简单的原则，大家如果记住这三个原则，相信一定能过个幸福美满的人生：一天之中不生气恼，一天之中不出恶言，一天之中家庭和睦。
中国古人的和谐思想，除了身心和谐，还有人际和谐，那也是我们经常讲的五伦大道。这个五伦关系是孟子在他的书中所提出来的，他也是总结古圣先贤教导人们的经验。他说在社会上有五种基本的伦理关系，只要这五种基本的伦理关系处理好了，这个社会的人伦秩序就会井然有序，那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我们看父子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情，父母爱孩子，儿女爱父母，这不是圣人给我们规定下来的。为了使这种亲情能够保持一生而不改变，圣人去观察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点，那就是要做到父母慈爱，教导关心儿女，而儿女要孝敬父母，也就是说只有做到了父慈子孝，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才能顺着亲的方向发展，而不改变。
君臣有义，就是我们讲的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从这里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人看来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冲突、矛盾和对立的关系，它确实是一体的关系。而领导者，因为他处于一种领导的地位，就要求他要有一种仁爱之心。不能因为自己是领导者，就可以对属下呼来唤去，不把他当然看，这样做是错的。而被领导者，因为他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就要求他对领导者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能够尽心尽力地加以完成。所以这个忠在古代解释为：“尽己之谓”，也就是你竭尽全力的，把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完成好，这就是尽到了忠心。所以只有做到了领导者仁慈，而下属忠诚，这个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才不是矛盾的、冲突的和对立的。
夫妇有别这个别字，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而是职责上的差别。丈夫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职责，他要去创造经济的收入，使家人衣食无忧。除此之外，这个家庭中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那就是要教育儿女。中国人有句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无后为大并不是说你生了一个儿子，就做到了有后。它重要的含义是说，你有了儿子要把他教育好，使你的家业、家风和家道承传下去。如果你生了很多的儿女，但是这些儿女都是败家子，不仅不能做出一些利国利民的事，反而做出了很多祸国殃民的事，这样的儿子你有还不如没有，这才是真正的无后为大。所以中国古人对于儿女的教育，看得十分重要，而这件重要的职责不能够交给别人来承担，必须是由母亲亲自来承担。所以因为丈夫和妻子有这种职责的差别，要求做丈夫的要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不能自己在外面工作，就可以见异思迁，寻花问柳，这样做就错了。而做妻子的，因为她承担着教育儿女的职责，就要求她自己要有良好的德行，这样才能够言传身教，起到相夫教子的作用，那就是做到了夫义妇德，夫妻之间的关系才是和谐的，美满的。
长幼有序，它讲的是一家兄弟姊妹的出生。有个自然的顺序，而顺序也是不是能够颠倒的。这个自然顺序触犯，告诉我们做兄长的，应该做个榜样，能够关爱兄弟姊妹，使他们能够向他学习、向他效法：而所弟弟姊妹的对于兄长的教诲，要恭敬、要听从。所以只有做到了兄友弟恭，这个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才是和谐的。而讲到了兄友弟恭，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哥哥。在法照禅师也写了一段话，他说：“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弟兄同居忍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做样看”。
第三我们讲一下，“天人和谐”，那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主要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我们中国古人对于人与自然之间这种感应、联系，体会得特别深刻。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身体的健康，最重要的是要与自然界的规律相吻合，像一年有四季，一天其实也有四季，一天的冬季是晚上的九点钟到早晨的三点钟，冬天有冬藏，这个时候就应该休息。如果你子夜十一点到一点的时候还没有睡觉，还在过夜生活，这等于什么？这等于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出现在寒冬的腊月，那是非常容易生病的，所以十一点钟到一点钟应该是熟睡的阶段。所以最好的睡眠时间实际上是九点钟到三点钟，但是我们现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刻，觉得三点钟就起来读书，是不是太早了？实际上三点是一天的春天。我们看清朝的这些皇太子，在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已经起床读书，“黎明即起，勤政爱民”。所以我们看电视演哪些古代的都说赶着上早朝，天还没有蒙蒙亮，他们已经起来做正事。但是我们现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多，十一点钟可能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长此以往对人的身体，也是很大的损伤。中国古人认为这个天补，就是人补怎么也补不过天补，你吃很多的补品，不如你顺着自然界的规律来生活。早晨六点钟是一天的春生，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床，这个春天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你还没有起来工作。在星期五晚上我们到一两点钟才去睡觉，早晨九点以后才起床，相当于你一天没有经过春生的过程，直接进入了夏天，就会感觉整天都没精打采，一天再睡多少觉都补不过来，所以中国古人顺应自然的规律来生活。
第四就是“政令和谐”，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国家的法治规章、政治政策，一定要与天道、与人道、与历史文化的传统相符合。像在《孔子传》就记载了一个故事，叫“苛政猛于虎”。孔子带着弟子过泰山，从泰山的侧面走过，看到一个妇人哭得很伤心。他就派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这个妇人就说：“前一年我的公公被老虎给吃掉，去年我的丈夫被老虎吃掉，今年我的儿子又被老虎给吃掉”。这个弟子听了之后就很疑惑，既然这个地方老虎出没得如此厉害，为什么你们不换个地方？这个老妇人无可奈何地说：“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苛虐的政治。”所以孔子叹了一口气对弟子们说：“你们一定要记住，苛政猛了虎。”就说苛虐的政治是比老虎的危害还大，人们惧怕它，甚至比怕老虎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五个和谐就是：“协和万邦”，这个体现在我们《礼记·礼运篇》讲的大同世界上。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的价值观是以仁爱为核心，而这个仁爱必须有个根才能够长养出来，而这个根就是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孝悌之心。有这个友悌之心，我们能够感念到父母的恩德，感念到父母的不容易，我们才能够推己及人，想想天下的父母都是不容易。所以孝悌之心向上提升才是互爱，那就是我们在《论语》上所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互爱之心再向上提升，我们不仅对别人要有爱的情感，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要切实地付诸行动给予帮助。所以互爱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助，就是《孟子》里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互爱、互助之心向上提升，就是我们在《礼记·礼运·大同篇》上所讲的大同世界。这个大同世界是什么样的？它讲的是：“天下为公”，就是天下不是一家人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选贤与能”，我们把那些贤德的人，有能力的人选拔出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政务：“讲信修睦”，人与人讲求信用，睦邻友好，这样就可以做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不仅仅把自己的父母亲奉为父母亲，不仅仅关爱自己的儿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使老年人能够得到赡养，壮年人都能被社会所用，幼年人都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长；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使那些老弱病残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够得到帮助赡养。这样一个大同世界，仍然是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目标。
（三）中华文化对于我们当前道德教育的启示
第三个问题，我们讲一讲，中华文化对于我们当前道德教育的启示。现在国家也很重视，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也加强文化建设。为什么我们一直所从事的思想道德建设，却没有深入人心；而像今天这样的讲座，却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而且很多人愿意来参加？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虚心地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来借鉴道德教育的经验，使我们的道德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没有遵循道德教育的规律，所以才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总结传统文化教育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从以下方面进行道德教育，可以掌握这样的规律，第一就是要明确道德教育的目标。早在《礼记·学记》上，我们提出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无论是建立一个国家，还是建立一个企业，都应该把教育作为根本。什么是教？同样，《礼记·学记》上告诉我们“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使人们善良的方面得以增长，另一个就是使人们的过失得以挽救，这是教育的两大核心和主轴。我们看看现在的教育，在教育之中更重视的是技术技能的培养、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人格的教育，所以这个教育的核心和基础给忽视了。
第二就是要注意道德教育的先后次序。《大学》上有句话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先后次序给搞颠倒了，这个教育也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教育应该从哪教起？这几天我们学习之后，都找到了答案，那就是“百善孝为先”。在《三字经》上，它就给我们非常简练地概括出来，说“首孝弟，次见闻”，就说教育应该培养人的孝悌之心，然后才去教他知识和技能。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对父母、长辈、朋友，谦恭有礼的态度没有树立起来，就让他学习了很多知识技能的东西，他会学得愈多愈骄傲。比如说我们看《幸福人生讲座》，蔡老师讲到一个例子，说一个小女孩学英语学得很好，她的母亲也很骄傲，带着她去见她的姥姥，见了姥姥之后就称赞她。说我这个孩子很聪明，学英语背了很多单词，不信你考考她。这个姥姥就问，桌子怎么说？她说叫table，书本怎么说？她说叫book。问了她很多她都对答如流，确实学的不错，这个小女孩突然想一想，就问一问这个伞怎么说，她问：“姥姥，这个伞怎么说？”她的姥姥没有学过英语，自然就回答不出来，没想到这个小女孩当着很多人的面，毫不客气地说：“姥姥，你可真是个白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都不觉得是什么新鲜事。
那是因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我们把教育的次序给搞颠倒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孝悌之心培养起，孩子尚未有对父母、对长辈、对朋友升起恭敬之心、谦虚之心，就让他学了很多知识和技能的东西，他学的愈多就愈骄傲，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这样的一个人，实际上已经是无形之中为自己的人生设置了很多障碍。我们知道老师再有水平、再有学问，他都不可能把它传达给那些不能受教的孩子；而长官也喜欢那些比较听话的、恭敬的、顺从的孩子，喜欢提拔这样的人。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为什么？因为它培养起来的是一个人恩义、情义和道义的处事原则。一个人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没有树立起来，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以功利为取舍的做事原则，也就是这件事对我有利，我就会全力以赴；当这件事由利变成害的时候，那我可能就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社会现象，都是和孝悌之心的根本缺失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大学生，接受了别人的资助，而没有去感谢，这个很多的人都去寻找原因，说是制度上的问题，等等。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现代的孩子已经不懂得报恩父母，我们想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我们都不能够记在心上，想着时时去报答。对于陌生人的资助，对于政府的关心，又是怎么可能记在心上，想着去报答？在国外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形，那就是政府对于那些鳏寡孤独的、残疾人、老年人给予了特别的照顾，但是这些人是不是就对政府有感恩之心？不仅没有感恩之心，还有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假证据来欺骗政府，以期获得更多的资助。我们说，从政府的角度来帮助这些弱势强体，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被资助的人，也是这样认为，不对政府有感恩之心，那就完全不对了。从这里对比，我们感觉到中国的老百姓还是最好领导的。上次我们十七大之前去搞调研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东北，当时李克强同志还在那儿做辽宁的省委书记，他就介绍我们去考察一下抚顺棚户区的改造情况。我们去了之后，这些老百姓真的是感恩戴德，政府对他们的帮助和付出，他们都记在心上，写了很多的诗来回报，赞美政府对他们做的这件事。我们的校长说不是你们应该感谢我们，是我们对不起你们，实际上这些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我们现在才解决，是我们对不起你们。但是这些老百姓觉得政府能够这样做，确实是发自内心地表示感谢。所以从这对比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两种文化底蕴不同，教导出来的百姓也是不一样。
第三点就是要强调正已化人，领导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无论是刘总的企业，李总的企业，还是叶总、刘总的企业，还有很多这样的企业之所以能做得好，那都是因为领导者确实秉持了正己化人的理念。像上次刘总在南京交流的时候，他就说他这个企业之中写了几个，叫“正己化人，诚敬谦和”，这几个字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我自己看的，每天我走过这个地方都要提醒自己。中国古代的人说“教”是什么？它是“上所施，下所效”，也就是上面怎么做的，下面跟着怎么去效法，就起到了教育的效果。而这个上在家里是家长，在学校里是老师，在一个国家就是领导者，所以孔子特别强调领导者身体力行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化作用。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就是说，领导者的德行像风一样，一般百姓的德行、员工的德行像草一样，风向哪边吹这个草就向哪边倒。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说孩子不好教，自我中心很严重，小皇帝、小公主的脾气很厉害，对父母没有孝敬之心。这些都是结果，原因在哪里？蔡老师讲课一语中的。他说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过年过节，大家在一起吃团圆饭，这个桌子上有孩子，有孩子的父母，也有孩子的祖父母，我们想一想，我们做父母的夹起菜来把它放在了谁的碗里？我们很多的家长都是毫不犹豫、不由自主地夹起菜就往孩子的碗里放；他的奶奶爷爷看到这个情形，也会夹起菜往孩子的碗里放。这个孩子碗里放了很多的蔡，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想吃，就是厌吃，因为这么多人都逼着他吃饭。而从这小小的动作中，我们来观察，这一家谁是核心？孩子是核心，所以小公主、小皇帝就自然养成。我们说没有人生来就是小公主、小皇帝的，都是我们大人不会教，把他给教成了小公主、小皇帝。而这个教，绝对不是说教。所以很多人说，我们现在的孩子说都说不听，这话就很有味道，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在说他，而没有去把正确的给他表演出来。所以古人说“言教者讼，身教者从”，就是言教，我们都是用语言来教导他们，他们就会起争讼、起争执、说你都没有做到，你怎么还能说我？他就很不服气。所以《弟子规》上也说：“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当我们把正确的在生活中给他表演出来，他就会自己去跟着效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的领导者世界观、人生观，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官位，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一种手段，不惜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这些人恰恰是忘记了中国祖先的教训，“欲是深渊”，当我们面临欲望和利益的诱惑，自己不过是站在悬崖的边上，为什么？因为自己一不小心，一脚踏进了这个悬崖、我们还想后悔，还想翻过身来，还可不可能？那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古人教导我们，在面临这些欲望和利益诱惑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态度？应该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且应该知道“立名以一生，失之仅顷刻”。比如说我们今天能够做到领导的位置上，我们从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上大学，经历了不知道多少努力，最后终于小有成就，取得了一个位置，坐到了一个受到人们尊敬的职位上，确实是立名于一世。但是失之仅顷刻，如果我们一个不小心，把持不住自己受到了诱惑，所有的这些功名富贵，确实是一眨眼就失去。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荣辱观，也是为我们的领导干部，提供了一面可以对照检查的镜子；我们读书做官是为了升官发财，还是为了造福社会，回馈人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树立一种以服务人民为荣，以热爱祖国为荣，以骄奢婬逸为耻的荣辱观，把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权力观结合起来。
第四点就是要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家庭教育、学教教育、社会教育的宗教教育共同构成的复杂体系。道德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家里要有父母来教导，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所以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教育，从文王开始，文王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她就很重视胎教，做到了“目不视恶色，耳不听婬声，口不说傲言”，也就是说，她在怀孕文王的时候，不好看的颜色她都不去看，那些婬词歌舞都避免不去观听，口里讲的都是很温和的话，傲慢的言语都没有，更何况是骂人的、粗鲁的话？正是因为文王的母亲是一位圣人，所以她教导的儿子也是一位圣人。所以中国古代重视教育是始从胎教，到终的时候是慎终追远，这个教育是贯穿始终的过程。中国古人特别重视祭祀祖先，它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教育。在祭祀祖先的过程中，实际上都要宣讲祖宗的德行，看看他做了哪些为国家、为人民有利益的事，有哪些德行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实际上是一个机会教育的场合。
学校教育是教育的延续，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就是孝敬父母。所以我们中国古人把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会尊师？因为老师教导孩子要孝敬父母。我们在古礼上看得特别明显，孩子二十岁行冠礼，就是行成年礼，这个时候他的平辈要送给他一个字，表示对他的尊敬。从此以后他的一些朋友、兄弟姊妹、祖父母、叔叔伯伯，都要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要他的父母，还有他的老师可以一生称他的名，这就表达了老师的恩德和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在丧礼之中，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老师去世也要守心丧三年，虽然不用穿孝服，但要在心里感念老师的恩德，时时记起老师的教诲。皇帝平时面见群臣面南背北，接见群臣的时候都是君臣之礼。只有他在接见老师的时候，不能以君臣之礼来接见，必须是以主宾之礼来接见，就是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这样表达了对老师的尊重。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人，这个老师起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老师教导孩子孝敬父母，它的内容也很广泛，不仅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在孔子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子问什么是孝，孔老夫子就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现在的所谓孝子认为能赡养父母，就尽到了孝道，但是对于养狗、养马而言也同样是养，如果我们仅仅是赡养，而不尊敬父母的话，怎么样能够把养父母，和养狗、养马区别开来？所以最重要的，是从内心表达出对父母的尊敬和感恩之情。
养父母之心的第二个，就是不能让父母担忧，也就是说，要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你的父母仅仅为你的疾病而担忧，完全没有必要为你的其他任何事情而担忧，这才是真正的孝子。比如说我们来到学校学习，功课不好，父母会担忧，这就是不孝；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这还是不孝。走上工作岗位，和同僚不能相处，长官交给我们的任务，不能够很好地完成，还会让父母担忧，这都是不孝；更何况是打架斗殴，这些不学无术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里观察，一个真正的孝子，就是完美的人。所以中国古人讲：“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句话经常受到别人的批判，实际上它有很深刻的内涵。而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在日本很多企业仍然沿用，当这个人要从一般的员工，升为一个中级主管的时候，那就要到他家里看一看，他的父母对他满不满意？他是不是个孝子？因为他是个孝子才会对这个公司来尽忠。
还有要养父母之志，也就是说，父母亲养育我们、教育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学识，为社会大众作出一些贡献，也是养父母之志。这几个层次，确实是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高。我们看到每年过年的时候，温总理可能是在工地上，可能是在农民的家里，去探望这些员工。他没有陪在母亲的旁边，我们会不会觉得温总理不是一个孝子？其实不会，他的母亲因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高兴、感到骄傲，她觉得儿子能够为人民作出很多的贡献，她就非常地心满意足。所以《孝经》上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是更上层的教育。
社会教育实际上也是道德教育的拓展，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无论是诗词、歌舞、戏剧、小说，实际上都是秉持了孔老夫子的一个理念，那就叫“思无邪”，也就是要使人们的这些思想，没有邪思不正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诗词、歌舞、戏剧，都是以弘扬道德、宣讲正风、净化人心为主要内容。昨天我们听了靳老师的“移风易俗莫于乐”，我们也感受到，这个社会教育，音乐、诗词、歌舞等等，这些教育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宗教教育在道德教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所有宗教的核心都是宣讲仁慈博爱，所以在国外，这个道德教育主要是由宗教来加以推行和承担的。我们在美国、新加坡，看到有很多专门的电视频道来宣讲爱的精神，这种仁慈博爱的信仰，对社会大众也起到了一个很好引导作用。所有的宗教实际上它的理念都是共通的，那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大会在杭州召开，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什么意思？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通繁荣的和谐世界，从哪做起？从每个人的心做起。因为“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这说明我们国家也逐渐认识到，宗教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
第五点就是要重视并正确从认识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之间相辅相成德关系。道德教育恰恰是要通过各种制度来加以保证和维护的。我们刚才讲到了孝很重要，从汉代开始，我们在人才选拔机制上，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官负责把这个地方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作为官吏的候补，因为这个孩子孝就能对国家忠，一个人廉洁就能不贪。为了使这种人才选拔机制确实起到作用，而不是把自己的亲戚好友给推荐上来，还有一个制度加以保证，那就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也就是说，你这个人能够把那些优秀的人才推荐出来，你就受到国家最高的赏赐；而这个人有仁爱、有能力、有德行却被淹没，你没有把他举荐出来，你这个人也受到国家的制裁。正是透过这样的制度，实际上把这个道德教育真正的落实到实处。
最后一点，那就是要用《弟子规》培养每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我们经常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但是我们用什么来建立共识？所有的这些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原则，就在《弟子规》之中。如果我们每个单位、每个企业、每个集团，都能够把《弟子规》作为我们企业的文化，我们相信这个企业过不了多久就会走向和谐。《弟子规》看起来只有一千零八十个字，三百六十句，但确实是中国传统家规、家教、家训、家道的集大成者。我们可能读了之后没有什么感受，不妨看一看蔡老师的《弟子规》细讲，这个光盘可以说影响了很多的人。我们到各地去做讲座的时候，也会带上蔡老师的细讲《弟子规》。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给我打来电话，而在电话里有的人都是带着哭声，“我们接触到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晚了，我们的人生走了很多的弯路，如果我们前几年就能接受这样的教诲，我相信我们不会犯很多的错误。”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广泛推行《弟子规》，相信我们这个社会和谐确实并不遥远。就像庐江文化中心一位老师所讲的：“其实和谐并不遥远，只要人人都落实《弟子规》。”
刘金莉2008年12月讲于青岛企业家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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